最新如何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如何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实证研究呈现出两张皮的现象，法学理论和基于经验证据得出的结论之间无法产生真实对话。

而不同的法治道路，无疑体现了迥然相异的政治立场。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人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

显然，与先前的形形色色的法哲学本体论不同，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革命，不是从观念或人本身出发，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法的现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或条件。要认识法的现象的本体基础，就必须从现实的历史中的个人出发，深入揭示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及法的现象同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过程之间的联系，而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及其法的领域产物，则受到一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一定交往方式的制约。在当代中国，法治道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应当看到，法律调整具有特殊的规范性，这集中体现在法律规范是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并使他们履行相应义务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的。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和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反映了在该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并且对该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从而深刻地影响着该社会法律发展的结果。从实际效果看，这些论证内容都对提升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意义重大。

(30)一方面，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自设立之初就以有效性为目标，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为化解特定社会矛盾而量身定做，我们一开始就面临司法的秩序性和妥当性之价值选择。(56)司法政策与法律规范都是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依据，而法律或法律精神应当是司法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对此，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最高司法机关公布典型案例的行为，就构成借助案例的指引作用宣扬司法政策并彰示其裁判规则的表率。⑥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道德、宗教和法律同时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

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治理类型，应急性司法政策所兼具的政策和法律双重属性，就必然导致其在具体实施中遭遇来自体制、规范等方面的多重阻力。将突发事件时期作为区别于正常时期来看待，在制定相应司法政策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的是一种暂时性、例外性和连续性、正常性二元观念的认识。

该法律论证方法的运用，使得这类案件裁判不仅在形式上符合法的规范性要求，而且可以极大提升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效果。第一，直接将行政命令或国家公共政策转化为应急性司法政策。(30)参见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页。(64)参见袁明圣：《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61—62页。

二是短期化的司法政策带来寻租类诉讼泛滥。(17)对此，国外的纠纷解决型和政策实施型两种司法模式，以及法院的国家和社会双重属性理论，(18)为我们分析此问题提供了重要域外借鉴。(45)参见杨馨馨：《中国当代司法政策短期化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7页。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与司法交互影响模式下，破坏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一个重大代价就是使得司法陷入喜怒无常的尴尬境地。

(16)宣告废止、被新的司法政策或法律解释取代，也是应急性司法政策的主要最终归宿。此时，短暂的社会实效有可能以损害司法权威为最终代价。

比如，尽管从性质、效力、程序、功能等方面看，司法政策同司法解释具有本质区别，但由于我国法律解释的抽象立法性质以及政策回应特性，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文件、司法解释一并认定为司法政策，仍是很多研究者秉持的观点。司法实践中，应急性司法政策背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对相应案件的裁判理念进行倾向性指引。

⑨参见燕继荣：《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2页。具体操作中，该价值衡量多是依附特定的法律规范，对规范的适用效果进行调节以补充说明和强化论证。(60)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运用问题无疑属于后者。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法院更是连续发布了三批26个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典型案例以及两批18个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典型案例。(二)间接运用：作为裁判背景 相比直接在判决文书中援引应急性司法政策，并以之作为裁判依据强化说理论证，司法政策融入裁判的另一方式就是作为裁判背景。(41)参见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特别是在遇到重大典型案件时，维稳压力和国际影响都会迫使司法机关牺牲个案公正以追求短期的政治效果，从而使得法律舞台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论坛。而且，这种标准不能只是通过服务国家大局实现社会效果等抽象化目标来建构和衡量，必须依靠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的裁判方法予以明确，避免在运用应急性司法政策时，脱离具体的法律规则而向一般公共政策逃避。

(13) 当下，司法政策作为一特定法律术语频繁出现于现实裁判和官方文件中，但时至今日，对其内涵的清晰界定仍未形成。但不容否认，这种观点并不能为所有人接受，有关司法政策的身份识别一直是一个典型难题。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根本特征是人民性、政治性和法律性的有机统一。(36)参见伍德志：《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3页。

结合裁判的具体案件及其影响，我们可将这些已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司法风险归纳如下。⑧在实施中，前者诉诸正常司法程序，后者除正常司法程序外，还往往依赖其他社会主体的司法参与，借助制度、政策等优势，提升司法治理效能。尽管在这些案件的判决书中，并未直接显现依靠……司法政策或参考……司法政策，但不容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出台的这些疫情防控司法政策确实起到提供裁判背景的重要作用。从其内容来看，该应急性司法政策就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文件如出一辙且亦步亦趋。

(58)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74页。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查处非典期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时，就依据《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专门指出要重点查处政府及有关部门，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传染病防治失职三种行为，(61)进而指向具体的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和妨害传染防治罪。

也就是说，面对特殊时期的维稳社会需求，法的稳定性被一点点消逝瓦解，司法政策尤其是刑事司法政策僭越法律体系，应急性司法政策的运用风险随之产生，且该泛用和滥用情形在基层司法审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⑨也就是说，面对应急时期的不稳定社会秩序，当常态法律框架解决涉灾案件可能会遇到特殊实施难题时，暂时性的应急司法政策无疑将是恢复秩序、维护稳定的最优选择。

不过，该依据并非是指将应急性司法政策直接作为司法大前提，而是指引确定大前提。最终通过具体的刑事、民事、行政裁判和执行发挥作用，是特殊状态下通过政策的司法治理之重要方式。

①尤其是面临国家重大改革、社会矛盾激变、经济任务调整以及社会公共突发事件出现之时，该治理特色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社会矛盾、社会关系未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适宜做出重大调整，否则将削弱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确切地说，是与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相对应的一方主体。区分了权利与反射权，权利是法对于特定人所认可的利益，直接享有，而反射权并非直接自法而生，而是因国家保护全体国民或部分人民、或者限制全体人民及行政机关而间接获得的利益。

盖人类之对于社会也，苟以正常之目的，为合法（客观法）之要求, ，则此种能力，将可使其如愿以偿。不加侵害，保护个人的自由范围。

[35][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当然，该书也首次使用了行政相对一方的概念，指出确认行政相对一方身份，有助于明确各自的法律地位，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有助于确认行政诉讼的范围（只有外部行政相对一方才能提起）。

而公权是指社会中的一人参与公共事务而得的权利，是公益上的权利。[9] 东方法学会编纂的《行政法要览》一书设公权一章，先是介绍了权利的观念，权利者，主张自己之利益为法律上所认意思之力也。